正是在地方对交管部门查阅、复制通讯信息是否违反宪法存在不同理解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价值判断，选择了交管部门无权查阅和复制通讯记录的决定。
第62条第3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16]参见许宗力：《论法律保留原则》，载许宗力：《法与国家权力》，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22-123页。
[55]第四，法律效果不同。[75]当然，授权明确性原则不适用于议会保留。而行政法上的法律保留基于对立法权的信任旨在用立法权规制行政权，行政机关的职权来自法律，属于法律委托。[45]《立法法》第12条规定：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32]由于预算案是经议会审议通过的，就此也达到了民主监督的目的，这意味着行政机关的给付行为已受民意监督，不必再依据法律。
进入专题： 预算 法律保留 授权立法 授权明确性原则 。前者授权立法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决定的形式。认为宪法因为是母法从而具有根本法的地位，这种定义已经开始从对根本法的形式定义向对其内容定义转化，这种定义从逻辑上说或许可以给出对根本法内涵更清晰的解释：如果整个法律秩序、所有部门法都是从宪法这个母法产生发展而来，那么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是不证自明的。
（三）在确权根本法框架中开展合宪性审查的逻辑与转型宪法是批判继承自由主义宪法的产物一样，作为确权根本法的中国宪法，在表现出自己独特性的同时，同样需要在批判继承自由主义宪法、转型宪法思想与实践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的实施过程。韩大元：《1954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7页。柯克曾经自信甚至有些自负地对詹姆斯一世说，虽然国王具有完全和充分的理性，但是不经过充分的法学教育，国王还是没有能力理解普通法。当出现宪法争议时，人们需要经常回到制宪时刻，去探寻、分析当初那个订立社会契约的人民的所思所想。
最后，作为确权法根本法范式与作为限权根本法的自由主义宪法、和作为赋权根本法的转型宪法有着本质差别，但是这种差别的存在，不代表确权根本法范式在适用过程中不处理后两种宪法范式重点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约束现实生活中的国家权力的问题。（一）对根本法语义形式上的定义为了避免出现理解上的混乱，本文首先将解释对根本法一词语义上的定义。
不过本文接下来的分析将显示，中国宪法与作为限权根本法的自由主义宪法有着不可忽视的差别。[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页。通过不断的分析和论说来解决基本权利之间的冲突，宪法通过基本权利规定描绘的公民形象将更加清晰和丰满。[68] 李忠夏：《宪法功能转型的社会机理与中国模式》，《法学研究》2022年第2期。
这些思想与担忧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时至今日依然具有理论上与实践中的合理性，但是这种打上了深刻历史烙印的宪法范式，是否适用于任何国家的语境却是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问题。对宪法的根本法内涵的理解，最终还是需要从其内容入手。[29] 将人权条款置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而非总纲一章，这是修宪者有意为之的结果，参见刘松山：《人权入宪的背景、方案与文本解读》，《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在人类的主观世界中，人们可以在不同的规范价值体系中取舍。
对于中国司法机关的自我定位来说，它也更多地将自己定义成一个执行机关、服务机关而不是决策机关，更谈不上相对于政治机关的制约机关。但是当八二宪法不再强调宪法中的敌我关系后，人民不会因为失去了它的对照物成为一个无意义的自我循环证明的存在。
本文认为，中国宪法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确权的根本法。当中国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不仅指向国家还指向社会时，甚至对于那些在自由主义宪法看来是防御权的基本权利，例如表达权、选举权等，在中国宪法制宪者的表述中，也可以是为了实现公民更好成长的工具，而不是对抗国家的武器。
从这种宪法的工具观思想出发，人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宪法中基本权利的主要功能不是对抗国家权力。[39]与转型宪法类似，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的发展方向与发展任务，宪法的作用范围没有限制在国家与公民之间，更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二）利用确权根本法范式可以更好理解中国宪法的品性如果人们扬弃宪法与国家的时间差观念，认为宪法与国家实际上是同时登场时，那么人们将会发现，宪法可以在限权、赋权这两种功能之外，发挥第三种功能：确认人民形象、确定国家权力的范围。国家秩序、规范体系构建的指导方向，最终都来自于人民的追求和价值期待，宪法在表述这些人民形象反映出的理念的同时，也将为整个国家的法律规范体系发展指示方向，体现出母法的色彩。[6] 宪法之所以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之所以制定与修改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从根本上来说决定于宪法的内容。为了充分发挥出中国宪法的确权根本法功能，中国宪法的实施需要对合宪性判断问题保持开放性，建立成熟发达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以使得中国宪法在不断的论说、反思和嬗变中，更好地确认和描绘中国人民的形象。
如果在社会生活中已经存在着像种族歧视、贫富悬殊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听任社会自生自灭，更有可能非但不能在时间的推演中纠正这些问题，反而会使得情况恶化[29] 将人权条款置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而非总纲一章，这是修宪者有意为之的结果，参见刘松山：《人权入宪的背景、方案与文本解读》，《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尤其对于那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薄弱的国家来说，让国家退出社会生活领域，由社会自治地解决自己的内部矛盾，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国家治理思想。[43] 例如见1975年宪法第14条：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和其他坏分子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
[25]在这种立宪建国的过程中，社会也会成为改革者利用宪法来改造的对象之一。[3]但是这些形式化的定义，对于揭示宪法的根本法内涵同样帮助有限。
虽然在现实中，两者都是由一个个的自然人组成，但是群众是自在的、人民是自为的。[63]本文前文在定义根本法的根本时，提出根本法的根本之处，在于它是推动整个法律制度发展的根本动因。作为国家法制的根本法，自由主义宪法从限制国家权力的立场出发，对宪法的根本任务给出了明确规定。一个国家，无论是现代国家还是古代国家都需要一部组织法才能稳定地存在。
[45] Armin von Bogdandy, Ius Constitutionale Commune en América Latina: Observations on Transformative Constitutionalism, in Armin von Bogdandy et al., eds, Transformative Constitut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The Emergence of a New Ius Commune, Oxford University,2017, p.32.[46] Baxi, Preliminary Notes, p.29.[47] 郑磊、赵计义：《备案审查制度基本功能的语词展开——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以及备案审查年度报告的梳理》，《法治现代化研究》2019年第5期。时间是用来描述经验世界中现象的概念工具，但是宪法、国家、人民，与像山川、河流这样的自然存在物有着本质区别，更多地是人类基于自己的理念、价值追求主观构造的结果。
自由主义宪法眼中的高级法，不是实证法律体系内部的高级法，而是在整个实证法律体系之外的高级法，是一种独立于现实政治和立法活动、具有神秘色彩的高级规范体系、理念。[19] 例如美国宪法第10条修正案规定：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
[6] 宪法之所以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之所以制定与修改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从根本上来说决定于宪法的内容。这样的转型宪法，已经不再是限权的根本法，而是赋予国家权力进行社会改造的根本法。
只是以此来定义宪法的根本法地位，首先不能揭示出现代宪法与古代宪法或者说古代国家组织法的差异，有可能抹杀现代国家区别于古代国家的组织制度价值内涵。人类的历史发展表明，国家对社会发展经常会表现出一种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社会不会总有能力去纠正自己内部的种种问题。宪法的组织法属性在实践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理念中的人民需要在现实中展现出自己的经验形象，国家组织制度就是这种人民形象在现实世界的映像。
基础规范的内容是由事实决定的。从这些差异来看，中国宪法与作为限权根本法的自由主义宪法，还是保持着明显的距离。
[41] 例如《共同纲领》第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26]在不以对抗国家为其主要功能的同时，中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甚至还有帮助国家改造社会，更好地实现国家建构的功能。
例如，从确权根本法的思想出发，基本权利的首要功能不再只是限制国家权力的扩张，而同样是一种确认描绘功能。（三）中国宪法与转型宪法的根本差别八二宪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几部宪法文件存在一个重大区别，即八二宪法不再强调敌我矛盾。
